田天：报告文学带我走上影视写作之路

田天老师是武汉市以报告文学写作为主的唯一专业作家，四十多年来叫得响、传得开、经得住的报告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也堪称获奖专业户。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讴歌时代新气象，弘扬时代主旋律，是田天报告文学的最基本价值取向，也是凸显了田天报告文学创作的强势与优势所在。《都市茶座》特邀天田老师，探访田天的写作之路。

田天，本名田贞见，男，1963年农历闰四月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中共党员。文学创作一级职称、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武汉市文联设有“田天文学工作室”。现任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武汉作协副主席、湖北省作协六届、七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十届全委会委员。

著有《你是一座桥》《田天报告文学选》《好男当兵》《向父亲倾诉》《蒹葭苍苍》《一生就做一件事》《逃出北大奔向清华》《天若有情》《父亲原本是英雄》《长江的惊叹号》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两次）、中国传记文学奖、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湖北省青年文艺“金凤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奖项。先后被评为湖北省和武汉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武汉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田天：报告文学带我走上影视写作之路

陈智富(下面简称陈)：祝贺您的新作《长江的惊叹号》（武汉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您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精选呈现，展示了您几十年创作历程与实绩。您在精选自己历年来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虑？

田：说不上是精选，实际上只是这些年所写的涉及长江题材的部分中短篇报告文学的一个结集。关键词是长江、武汉。武汉地处万里长江核心地段，也是长江汉水交汇之地，所以长江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的故事。虽然只选择了葛洲坝建设、98抗洪、湖北省援建四川地震灾区等事件性质的，但也选了《笑洒江城》等纯武汉题材。多年来，我写过大量人物报告文学，但这些篇章没有收辑在内，有待来日专门编一本人物作品集。

说到结集出书，我的第一本书《田天报告文学选》就是“选集”，199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出过《天若有情》等短篇报告文学集子。

陈：除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之外，您从1992年开始涉足电视策划与写作，为武汉台及省台、中央台近百台大型文艺晚会担任总撰稿，长期任武汉电视台《周末娱乐圈》《都市茶座》等栏目撰稿人和文学顾问，并创作情景喜剧60余集；撰写电视专题片《中国桥话》《情歌乐园》《武汉1938》等数十部（集）。特别是您担任撰稿和文学统筹的《都市茶座》栏目，不但获得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至今仍然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武汉市文化品牌”之一。可以说，您的影视文学写作的成绩斐然，请您介绍一下影视策划与写作情况，并谈谈报告文学写作与影视写作有什么不同？

田：说起影视写作，在我恰恰是与报告文学有关，可以说，是报告文学带我走上影视写作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武汉市有大量电视文艺晚会隔三差五地举办，谁最适合撰写策划案和主持词呢？不是小说家，也不是诗人，还是报告文学作家最能承担。当时武汉台台长赵致真就是一位作家，而且是报告文学作家，他自然想到把我引进电视写作，写了几次就上路了，一来二去就成为“专家”了。从1992年起，我为武汉电视台的《周末娱乐圈》和《都市茶座》两个栏目固定撰稿，一般是每周一期，同时几乎包揽了武汉市所有重要的大型电视晚会的总撰稿，也就是撰写主持词，算下来也有数百场之多。

这些年主要跟武汉台写，也跟湖北台、中央台写过不少。2013年我打算编一本影视作品的集子，随便一整理就有五十多万字，最后压缩为30万字，取了一个《江城故事多：田天影视文学集》，封面都设计好了，但是几年过去还是没能出书——主要是专业性太强，销售市场不好。

至于你说的报告文学写作与这些影视写作有什么不同？我看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影视作品是靠主持人读的、和演员演的，要考虑抑扬顿挫的舞台效果；而报告文学主要是读者阅读，把人物写丰满、把故事讲生动就可以了。

田天：我是地地道道的“老武汉”了

陈：您在《长江的惊叹号》代序《武汉的文化主题是什么》感叹，武汉找一个最亮点找不到，但找五六个亮点还是有的。您梳理古今历史，给予武汉长江文化的定义，饱含了对这个百湖之市的热爱。您从1979年来到武汉生活至今，对于武汉有怎样的情感？

田：我心目中的武汉，就是长江养育的武汉、长江文化滋润的武汉，武汉三镇各有特色，两江四岸美美与共，共同烘托出李白眼中的“江城”。

武汉是长江故事的大本营，譬如新中国成立之时即成立、承担国家规划治理长江职责长江水利委员会、建设过中国最大水电工程的葛洲坝集团、承担三峡工程运行管理的三峡集团等等国家级机构，都把总部设在武汉，所以你讲长江，就离不开武汉。

我的老家在鄂西清江，清江是长江的一级支流，老家小村子位于清江与天池河交汇处，从地理特点上讲，也和武汉一样是“两江交汇”。假如你是一滴水珠，你可以从天池河汇入清江，再从清江汇入长江，一直抵达武汉。

从1979年16岁时，我怀揣一张武汉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武汉，也就是一滴清江水汇入长江，至今已经43年，也就是大半辈子是在武汉度过的。先是在武昌的珞珈山学习5年，毕业后曾在汉阳拦江路居住两三年，其他时间都是在汉口花桥一带工作和生活。武汉三镇都住遍了。武汉三镇都有我的“故居”。先是边当编辑边写作，1999年起当了专业作家，从新世纪写到“新时代”。我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感情是几十年日积月累与日俱增的，这与我的职业有关。为了写报告文学，我认真采访过武汉市上百个各种身份各具个性的人物。通过几十年在三镇不同街道社区生活居住、对两江四岸的实地踏勘，对武汉市各条战线各类人物的采访，当然也非常注意各种文史资料的广泛收集，也就是说，写作把我培养成地地道道的“老武汉”了……

对于武汉，对于这个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我只能说，爱你没商量！为什么我眼中总是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陈：《笑洒江城》这个报告文学作品有点不一样，反映的是武汉市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讲述的是导演马昌桥和夏雨田、何祚欢、田克兢、陆鸣、周锦堂、尹北琛等武汉一批文艺家创办《都市茶座》曲艺栏目的故事，着力塑造了夏雨田这位心系人民文艺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领导干部形象。写作这部作品是因为什么而触发的？

田：这是一个无需采访的作品，因为《都市茶座》这个品牌栏目，从它2000年创办起我就是参与者，到今年已经办了二十二年，我至今是它的文学顾问和主要撰稿人。《都市茶座》的创办导演马昌桥，我和他已经合作多年了，比如某个文艺晚会，一般都是一起策划，然后他执导、我撰稿，我们亲密无间的合作大概有过几十上百场了。写他，自然手到擒来，不用采访。

夏雨田老师是“《都市茶座》的灵魂”，当年他是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也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1984年大学毕业就在文联工作，作为他直接领导下的老下级，还用得着采访他吗？有一年，武汉出版社曾经邀请外地记者写了一本关于夏雨田的书，后来编辑告诉我，之所以没请我写，主要是考虑到我是他的下级，怕我歌功颂德、不实事求是。

在我多年的报告文学写作中，记述《都市茶座》十年历程的《笑洒江城》一文，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篇，它在武汉文艺界有较大影响，那些活跃在武汉舞台上的新老演员、名角大师，几乎人手一册。《都市茶座》每有新人加盟，或者演员培训，它都是教材。

陈：“语言，跑不远的武汉方言，难道真是汉味节目走向全国时，难以克服的首要障碍吗？《都市茶座》如果抽掉独角戏、评书这些汉货精品，根本不讲武汉话，那还是《都市茶座》吗？”您在《笑洒江城》详细地记录了武汉方言的曲艺节目所受到地域限制。确实，四川、东北、河南等省方言，不论是综艺节目，还是文学作品，都得到大量地运用，为全国读者所认可。但是，武汉方言确实很难走到全国。纵观您的报告文学作品，方言特色并不明显，既看不出什么宜昌方言的影子，也看不到武汉方言的影子。您觉得，文学创作中如何看待、运用方言问题？

田：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哪一部报告文学采用方言写作，武汉方言和宜昌方言都没有。少数小说用方言写作，比如老舍先生，不过仍然是与普通话相差无几的北京方言，若拿武汉方言来写，那就没有老舍了。

浸染《都市茶座》多年，偶尔也用武汉方言写汉味小品、写栏目剧本，也读到过某些武汉作家以方言增加一点“汉味”，但我觉得，文学创作与舞台表演不同，还是尽量使用规范的中国话也就是普通话为好，因为我们的作品，不单服务于武汉读者，武汉之外的读者也要能读得懂。

《都市茶座》之所以几十年受到武汉观众欢迎，成为武汉市家喻户晓的文化品牌，主要还是因为武汉台至今没有“上星”，再好的节目，也只能在武汉三镇及周边地区收看。

田天：为英雄城市的英雄人民而写作

陈：您1997年出版了产生全国性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你是一座桥》，应该说是写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事迹很早的作家之一。您当时有想过这部作品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您当时写吴天祥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这位身边的日常英雄？25年过去了，您怎么看待吴天祥这个人物形象以及这本书的意义？

田：1996年，武汉出了个全国优秀信访干部吴天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找到我，就有了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报告文学《你是一座桥》。有人说，你是沾了题材的光，但我要告诉你，当时至少有七个作家记者先后为吴天祥写书，我是最后一个前往武昌区委采访的，作品也是最后一个出版的。《你是一座桥》不但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获得湖北省、武汉市“五个一工程”特等奖、中国传记文学奖、湖北省出版奖、武汉黄鹤文化奖等多个奖项，我个人也因此荣获湖北省第四届青年文艺“金凤奖”（每届只评文学界一人）；二十多年之后，此书还被有关部门编入“最美奋斗者”报告文学丛书（李朝全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出版）。

吴天祥同志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物之一。自从采写了他的感人至深乃至有点忧伤的事迹之后，几乎每年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问候我的家人。但他从不介绍自己又有什么新故事、新贡献。有一次，他得知我是长阳人，知道那是个少数民族地区，于是恳请一个企业家资助长阳困难学生，几乎每年都要给长阳的孩子们送去20万元助学款。我也曾想给他写个“续篇”，但是听说有几个作者在写，为避免“抢人饭碗”，我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我家老母亲夸奖一个好人，总说“他是天高地厚的好人”，我觉得吴天祥的一生配得上“天高地厚”四个字。

陈：《你是一座桥》这部作品在您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是风格迥异的一部。写的是英雄人物，也写的是日常百姓的生活琐事。整体形式来看像剧本，句式很短，对话多，语言简练，叙述简洁，故事节奏感强，生活画面感鲜明，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清清爽爽的感觉，给当时的报告文学带来了一股新风。您当时为什么要想要采用这种形式来创作这样一部主旋律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创作考量？

田：当年《你是一座桥》出版后，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军区等十几个厅局发文，要求副处以上干部撰写学习心得，营造了一个“百万人同读一本书”的盛况，据我所知，能得到这种“政治待遇”的文学书籍并不多。与此同时，《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乃至《人民日报》《求是》《文艺报》等多家报刊集中发表过评论。

至于它的风格特色，长江文艺出版社曾组织评论家和武大多位研究生进行探讨研究，《当代作家》还发表了评论专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评论家对书的“桥型结构”的研究。因为这本书采取了“单章讲一个完整故事、双章则按照时序讲述主人公生平”，形象地看就是“一座桥”：单章是“桥墩”，双章是“桥的梁”。实际上，这并非我的首创，而是借鉴了结构主义大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的结构而已。

说到“形式像剧本、画面感鲜明”，实际上也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因为交稿期限急迫，天天赶稿。我在家里每天写一章，一边写一边发排，那时没电脑，全凭手写，写完就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周百义社长，他立刻派人来拿，拿去就下厂发排，所以说，你说的这个影视风格，其实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有趣的是，有人看到这本书后，就打算直接用书拍电视剧，剧本也不用写了。剧组一个演员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每人发了一本《你是一座桥》，可是编剧署名不是我。我问是谁？他说是导演本人。于是我电话询问导演，他竟然说吴天祥的事迹世人皆知，他也采访过，当然编剧是他。我很生气，说可以的，你可以这么干，但你准备接法院传票——你可以拿我的书当“编剧”，但我的报告文学也是有版权的。后来这个剧组解散了，我也不知道真实原因。

陈：您对吴天祥、张富清等英模人物近距离采访，应该有更多对英雄的感慨吧。您觉得，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子？您在写作这些英雄人物时，是不是也相应地得到了某种精神滋养？

田：这些年我写过许多英雄人物，除了众所周知的吴天祥、张富清，还采写过同济医院的院士裘法祖、长江委的院士郑守仁，第一枚跳水奥运金牌获得者周继红，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的“一娟一兰”等等，还有我的顶头上司、文艺界德艺双馨的时代楷模、党的十三大代表、武汉市文联主席夏雨田老师等等，我采访他们、研究他们，同时也是近距离学习他们，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精神滋养，在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以他们为榜样。他们是举世公认的英雄，但也是吃喝拉撒朝九晚五的凡人，可亲可爱、可敬可学。我妻子曾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序言里说我是“跋涉在别人的人生里”，那么，今天我可以说，这些采访对象一直是我生活的指南、人生的路标、事业的明灯！

陈：塑造英雄人物是容易的，也可能是很困难的。容易的是因为各方面的资料很丰富，立论依据相对是比较扎实的。困难的是因为如何从细微处落笔，发现鲜为人知的性格侧面，进而探寻到一个英雄人物或者说典型人物的精神源头。简单地说，不同的作者面对同一个的写作对象，如何在塑造人物方面出新？请您结合自身创作实践，谈谈经验吧。

田：报告文学是报告的文学，不是文学的报告，首先要注重它的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太重要了！这几年曾经在几个大学讲过这样一个题目，《除了报告，还要来点文学》。每次都讲这个文学性。所谓文学性，我的理解不但关乎文学手段，比如结构、视角、情节、细节、场景设置、人物对话、语言表达等等，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个性化的唯我所有的文学气质和美学精神，所以即使面对同一个题材、同一个人物，不同作家必然会写出不同作品，气质不同、风格迥异。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我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即使你把《红楼梦》的所有素材都交给罗贯中，他也写不出《红楼梦》，反之亦然。

田天：最喜欢三五老友聚个餐

陈：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田：实在不好具体说，因为我每天都在抽时间读书，尽量多读书，不读手机书，只读实体书，再忙也能忙里偷闲，手不释卷。我读书分为两类，一是实用性的。比如正在创作某个题材的作品，我会把与此相关的文章著作都找来，越多越好，一一阅读，仔细研究，这对于我的创作大有促进、好处甚多，不仅能获得一些信息参考，更能增加一点写好作品的底气和信心。读另外一类书完全是精神需求，满足审美饥渴。这类书包括虚构和非虚构经典，包括中外戏剧剧本、散文、诗歌等，也有杂志，包括长期自费订阅的《外国文艺》《世界文学》《译林》《文学自由谈》等，当然也翻一翻赠阅的《花城》《民族文学》《长江文艺》《芳草》等等。

陈：您有哪些写作习惯？

田：所谓习惯都是天长日久养成的，年轻时我喜欢熬夜写东西，有时候一个通宵能写万把字，但现在熬夜不行了，又不能早九晚五循规蹈矩，于是就尽量早起，通常都是3——5点起床，一鼓作气工作几个小时，之后早餐，然后在街上的旧书店等地晃荡到中午，午餐后休息片刻，接着工作到晚餐。晚上看看书，上上网，12点左右尽量休息。

我家里人不多，我和妻子带着小孙子，但他正在上小学，每天叮叮当当的，现在上网课，更是从早到晚不得安宁，因此我喜欢搬到某个有吃有喝有风景的僻静处，安安心心写点东西。但是宾馆不大合适，特别是高级宾馆，且不说浪费了每天几百元的房费，更受不了老三样的盒饭，吃个几天就想上街打牙祭。

陈：您在创作中是否有遇到瓶颈期，是如何克服的？就您的经验来说，您想对那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理想、仍在苦苦摸索的青年作家最想说点什么？

田：当然遇到，经常遇到。有时是构思的“脑梗阻”、有时是表达的瓶颈期，有时甚至想抛开这个题材算了，老子换个东西从头再来！我的克服办法很简单，写不出来就不写，暂时休息一下，当然最好是三五老友聚个餐，痛痛快快喝顿好酒、踏踏实实睡一觉，一般情况下也就可以了。

我不敢好为人师，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写作个性都不同，但不管咋样，你不能丧失信心，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到，最倒霉的时候也要记住：万万不能“躺平”，因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陈：除了写作，您在生活中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田：除了读书写作，其他兴趣爱好不多。在酒场上偶尔喊几句山歌，完全不会打麻将、也不搞骑行之类的体育运动，就喜欢好友相聚，找个小酒馆喝点好酒啥的，但一般也不到一醉方休的程度。

陈：很多作家都说：好文章都是改出来。你所追求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怎样的？

田：我坚信“好文章都是改出来”，所以我的作品大多经过了不厌其烦的修改过程。有时一改数天、数月、数年，有时候甚至把几万字几十万字推倒重来，十年二十年磨一剑都没关系，只求最终结果，是个喜剧，是大团圆。

经典都是经过漫长时间考验的，当代人的作品怎么也说不上经典吧，因为你还活着呢，你怎么知道后人如何对待你的作品，奉若神明呢还是弃如敝履？所以还是少谈什么追求经典的文学狂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陈：您喜欢什么样的语言风格？

田天：朴素，真诚，形象，准确，多少有点幽默感。